百年前的“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蓬物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思想变革、观念跃进。其时，成立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经过二十年的不断发展，已成长为中国出版业的龙头企业，也面临着各种外部挑战和内部新旧势力的冲突。在张元济先生的亲自擘画下，商务领导层把握住历史机遇，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时代浪潮中重整旗鼓，乘风破浪，驶上了新的航程。

《传承与发展：教育科学探索丛书·新文化运动中“儿童的发展”》基于列新文化运动的理解与把握，在探讨“儿童的发现”勃然兴起的基础上，依据文献，相对完整地梳理出“儿童的发现”中有关儿童的具体内容；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儿童的发现”具体内容的特点，然后归纳出“儿童的发现”的实质；紧接着，借助又献分析与总结“儿童的发现”的历史贡献以及“儿童的发现”的历史局限性；最后阐述“儿童的发现”对现今中国儿童教育研究。 儿童教育实践以及传统文化中儿童观的当代转型所具有的启迪意义。

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成立和开业，标志着近代中国出版史及文化史的一个新里程。从此商务印书馆走进中国近代史，并且起着转换文化及改变历史的作用，生产新知识、培养新国民和促使新社会的诞生。 百年来，商务印书馆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极其巨大而重要。正因如此，与商务印书馆有关的历史也越来越受人注意和重视。最近十数年间关于"商务史"的论述也越来越多，其中有以"馆史"形式出现的，如北京商务主编的《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及《商务百年大事记》，台湾商务出版的《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在台五十周年》等；也有环绕着"商务人"而写的各种传记和轶闻，如叶宋曼瑛的《从翰林到出版家一张元济的生平与事业》、柳和城的《张元济传》、蒋复璁的《王云五与近代中国》及王建辉的《文化商务：王云五专题研究》等；也有从出版史或不同文化角度切入的一些著作，在此不一一介...(展开全部)

现代文学史一贯把《新青年》标记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然而鲁迅在《热风·题记》中却说，“新文化运动”是讥嘲《新青年》的人“另起”的名目，随后“反套”到《新青年》身上。本书从名与实的缝隙切入，追问“新文化运动”一词何时出现，是谁的发明？又如何被“反套”在《新青年》身上？“五四”与“新文化”是如何被“焊接”在一起的？从而重审文学革命、“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历史逻辑。本书采取的研究策略，不是用“另一个”起点来对抗原有的起源神话。“另起”是动态的过程，新文化、新文学的“起点”本是复数的。每个事后追认的“起点”都对应着一种运动方案、一种历史评判及一种文化远景。新文化运动作为“起点”的标志性意义，从长时段看，终体现在语言文字的变革上。“五四”文学革命，亦可视作一场漫长的读写革命。从不同角度探讨汉字存废及阅读方式、书写习惯的变化，未尝不是松动“起点”的另一种方式。重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史，困难之处还不在于历史场景的还原。时至今日，我们完全有能力寻觅更多的历史细节，把故事讲得无比繁复。真正的困难恰在于胡适所谓的“价值重估”，如何回应中国当下的思想氛围，重新检讨五四一代的立场。“五四”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基石。长期以来这块奠基石过于稳固，以致我们忽略了它的存在。当“五四”的历史地位逐渐松动，变成一块“滚石”时，既给学科带来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而在危机中或也蕴含着自我更新的生机。

“王云五文集”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该文集分为专著、文论、回忆、序跋等部分，总规模约七百万字，拟分为十一卷（十四本）出版；2007年推出三本，2009年全部出齐。该文集的编辑顾问委员会由海内外著名学者、出版界资深人士及王云五家属、门生组成。 《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共90万字，系编年体例，以出版家为线索，以新教育为侧重，翔实记录了作为中国最为资深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与初涉西学之中国“新教育”所经历的崎岖发展过程。本书谙运春秋笔式，文思活跃，叙述酣畅，对于中国出版史学者、中国教育史学者，乃至边缘科学研究者，本书都极具价值。

商务印书馆是一棵百年的大树，是一本厚重的大书。无论从近代文化史还是从近代出版史上讲，商务印书馆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对象。近年来，来界开始重新审视商务印书馆，是应有之义。1999年，史春风同志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跟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人好学，文笔也很好。她跟我商量学位论文的选题，最终便是确定为“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学术界对于商务印书馆的研究尽管已有了一些成果，但史春风同志的论文另辟蹊径，其取角仍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她将商务印书馆置于近代中西文化冲撞交融的历史过程中，作长时段和系统的考察，集中探讨了自己崛起与发展，尤其是与近代政治思潮、近代中西文化、近代教育和近代文化名人等多方面的关系，提供了不少独立的见解，有助使人们对于商务印书馆乃至近代文化史的认识。作者注意广泛收集资料，并利用在北京的有利条件，走访了商务印馆的老人，从而使自己的论文有着坚实的史...(展开全部)

内容简介 本书《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是重写大历史计划“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系列”中的第一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从之前的思想启蒙演进到社会化的文化运动，引起《新青年》内部的分裂，胡适等骨干成员对群众性的社会运动抱有疑虑，陈独秀和李大钊则积极响应并投身其中。运动在全国各地进行的态势不同，主要体现于社会化宣传层面，且难以为继，于是很快就不得不由社会改造转向政治革命。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与历史上新文化运动的事实合为一炉，可以依照时空联系从各种视角还原历史的本相及其演化，使得新文化运动史的研究站上新的台阶。 ------------ 编辑推荐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有着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关研究也长期是近现代史领域中的“显学”，百年以来，研究成果相当丰富，许多论述似乎已成所谓固化共识。但有心者若深耕史料，细究其中，不难发现通...(展开全部)

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遭日军炸毁，东方图书馆藏书尽毁。这一中国文化出版机关的巨大劫难，震惊中外。这是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商务印书馆被炸毁后五个多月后，由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编订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出版。随后该书主要内容由何炳松以“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为题发表于本馆《东方杂志》复刊号上。

193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遭日军炸毁，东方图书馆藏书尽毁。这一中国文化出版机关的巨大劫难，震惊中外。这是人类文化的重大损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商务印书馆被炸毁后五个多月后，由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编订的《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记》出版。随后该书主要内容由何炳松以“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为题发表于本馆《东方杂志》复刊号上。

《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兴衰》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